蛤仔難紀略　嘉義縣教諭謝金鑾作，全文約7500字，另有序文。19世紀初，清國海盜蔡牽（一作蔡鶱）集團有意取噶瑪蘭為基地發展其勢力。謝氏原本只是對「蛤仔難」之名好奇，聽起來好像是世外桃源的樂土，以後聽說有人是從該處來的，一定細問該地的情形，才知道它在海防上的重要。1805年的冬天，「海寇犯臺灣，南北路俱震動」，謝氏隨「守令巡城邏夜，居軍中者數閱月，得備聞臺灣要害及海疆之情勢。」1806年冬天，楊廷理再任臺灣知府，建議開發蛤仔難以疏解海上失業之民，但「守土者」認為將造成地方「多事役繁」不願多事，第二年秋天，朱濆占領蛤仔難，伐木治道，直入於東勢。官方始派兵逐朱濆。謝氏「復得觀於太守與其道理。以墾闢之議未果行也，乃書其事作紀略。」篇成，有人認為他只是學官，無民社之責，是多管閒事、僭越。他為自己辯解道：「今者蛤仔難之事，所關甚鉅，其事非僕之職所與聞，而其理則僕之職所當曉；其議非僕之職所敢忝，其文則僕之職所當述。僕未嘗上書當事，條陳建白，烏可謂僭？」紀略可以說為知識分子負起公民責任、關心現實，立下新典範。紀略說，蛤仔難，番語也。《諸羅縣志》等作蛤仔難，《蕭竹詩草》作甲子蘭。紀略分為：原由、宣撫、形勢、道里、圖說、論證6部分。原由述噶瑪蘭之地理、開發，宣撫記建置、疆域，形勢記山川，道里記水陸里程，圖說記各家所作蛤仔難圖，論證主要評論官員治理臺灣之心態。從是否主張開闢蛤仔難，可看出官員治臺普遍之消極態度，「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為畫地自守之計。」謝氏舉了7大理由，強調臺灣和古之邊陲不同，臺灣是帝國領土，居民是盛世之民，國家有積極治理之責任，不能放任「自鬥、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如果放任海盜、倭寇竊踞，則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當今之蛤仔難是官未闢、民已闢，獨為政令所不及而已。為蛤仔難之納入治理版圖積極建言，為當今宜蘭開發史重要文獻。

臺灣文學史序說  評論。作者黃得時。發表於1943年7月31日，《臺灣文學》第3卷第3號。〈臺灣文學史序說〉為黃得時一系列討論臺灣文學歷史的成果之一。系列文章另包括1941年的〈臺灣文壇建設論〉、1942年的〈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與稍晚的〈臺灣文學史〉第二篇、第三篇。初步建構起臺灣文學從古典時期到四○年代初期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輪廓。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黃得時首先討論了「臺灣文學」的範疇，並進一步將臺灣文學歷史劃分為6個階段，再分別予以介紹重要的作家作品與創作特徵。在著名的臺灣文學範疇界定上，黃得時提出了五種可能，分別是：一、「作者為出身臺灣，他的文學活動(在此說的是作品的發表以及其影響力，以下雷同)在臺灣做的情形」；二、「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但在臺灣久居，他的文學活動也在臺灣做的情形」；三、「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只有一定期間，在臺灣做文學活動，此後，再度離開臺灣的情形」；四、「作者雖然出身於臺灣，但他的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做的情形」；五、「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而且從沒有到過臺灣，只是寫了有關臺灣的作品，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做了文學活動的情形。」基於移民社會的多元化型態，黃得時雖認為應以前兩個作為臺灣文學的主要構成，但仍未完全排除其他三種可能性。其次，6個歷史階段則主以政治變遷為劃分，將之區隔為鄭氏、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改隸以後。除了古典時期的部分以外，在整個「改隸以後」亦即日治時期以降的歷史階段中，黃得時直接針對島田謹二及其1941年間發表的〈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所主張之「外地文學」論點，視之為「見解狹窄」。
相較於島田謹二之以整個日本帝國為歷史視野，黃得時的文學歷史則上溯到明鄭時期。至於日治以降的文學歷史階段，針對島田將重點放在日人系統上，黃得時則分別論及森鷗外、森槐南、山衣洲、鈴木豹軒，以及許南英、連雅堂、林癡仙、林幼春、林景仁等人。進一步落實其文中所論觀點：「我們至少要撰寫臺灣文學史的話，若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那麼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我們相信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當的。」概括而言，黃得時與島田謹二所分別架構的臺灣文學歷史，明確的歧異之處包括有，日治初期以降在臺日人俳句、短歌的重視度，文學觀念的現實與浪漫傾向，皇民化議題的迎合度，以及關鍵性的文學歷史淵源的架構。

鍾理和 （1915～1960），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新大路關，即今屏東縣高樹鄉境廣興村，為六堆之一，另有筆名：鍾錚、江流、鍾堅、禾里。1928年畢業於鹽埔公學校。曾於1930年接受私塾漢文教育，1932年隨父遷居高雄州旗山郡美濃庄（今高雄縣美濃鎮），經營笠山農場。後認識鍾台妹，1938年因與鍾台妹同姓結婚受阻，遂隻身前往當時為滿州國所轄的瀋陽，進入滿洲自動車學校。1941年遷居北京專事寫作。1946年返臺應聘內埔初中任教，後因肺疾惡化去職，返美濃定居，病中重訂書稿不輟。1956年，以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1960年於病中修改中篇小說《雨》時因肺病復發去世。鍾理和過世後，由張良澤整理彙編《鍾理和全集》8冊（1976年）。其創作包含散文、小說等，陳火泉稱之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是對其不朽形象最傳神的寫照。鍾理和小說中往往帶有濃厚的自傳性色彩，《夾竹桃》為其赴北平期間的經歷縮影，描述貧困與破敗的生活黑暗面；《笠山農場》則是在高雄時的親身經歷，描寫了同姓婚姻的困境以及反應農民的勞動生活；「故鄉」系列更是描繪出一幅幅臺灣農村痛苦生活的景象，表達了對於農民生活的關注與同情。婚姻、貧窮和疾病則是三個相互糾結的主題，成為鍾理和作品中的基本題材。葉石濤評論其小說：「一向不以社會性觀點來處理題材，倒用美學和人性來安排情節，使得他的小說細膩動人有高度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