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　（1866～1924）字友松，號寄生，別號滄海遺民，竹塹人。清治時代，因不屑為帖括家言，不應試，「以士自囿」。邱菽園〈贈王友竹處士序〉說他「奇氣虎虎，狂志嘐嘐，讀書則以經世為務，窮究博覽於中外之籍，獨不喜為帖括家言。暇則登山涉水，賦詩飲酒自樂而已。」《滄海遺民賸稿》〈自序〉：「乙未歲，割臺議成，挈眷內渡；洋面遇盜，行李一空。」1896年，以「省丘墓」從廈門返臺，所幸青山無恙，四香樓故居猶存，改名「如此江山樓」，因感於「詩友酒徒，風流雲散，……城郭已非，干世之念遂絕；無日不飲，飲必醉，醉必有作；故雖家日貧、境日窮，篇帙日富。」回臺8月，手著「內渡日記」1卷、「餘生記聞」1卷，編「草艸草堂隨筆」3卷，又自刪焚餘之稿；編成「如此江山樓焚餘稿」。清治時代，鄉里父老以其才學稱人，向當道推舉「職銜榮典」，都遭拒絕。日治時代，當局也有意借重其才學，一樣不為所動。他說：「吾誠有惡於今之官僚派者，故借山水、詩酒而逃之；乃忽因虛譽而獵冠服，是自欺吾志也。無志者，不可以為人；自欺者，不足以立身。」世以狂生目之。後人整理其著作「如此江山樓詩存」、「四香樓餘力草」，統名《滄海遺民賸稿》及《臺陽詩話》。
臺陽詩話　王松著。連雅堂〈王處士友竹先生五旬壽序〉說，王松「其為詩也，淵而穆、宏而肆；其論詩也，放而微、廣而約；……」又說他「既屢遭世變，益隱居不出。所居曰『如此江山樓』者，藏書萬卷，坐臥其中，愈肆力為詩。……又以其餘力撰《臺陽詩話》上、下卷，刊諸世。凡所採摭，多一代名作；而論詩、論人，不為谿刻之語，其裨益於臺灣文獻者不少！」除了論人品詩，王松也在這些詩話裡表達自己的文學觀，時人每以「新詩切忌干時政，醇酒應知誤少年」，往往以明哲保身為上策，王松則云：「然有心世道者，撫時感事，鬱於中必宣於外，時政未嘗不可干也，要在以忠厚蘊藉出之耳。」又曰：「觀詩知人，斯言也余初未敢深信，今而後知古人之不我欺也。凡詩帶蔬筍氣者，其人必吝；帶脂粉氣者，其人必淫；帶塵土氣者，其人必俗；不檢點字面者，其人多疎；愛修飾者，其人多詐；無警句者，其人必庸；工鍊句者，其人蘊藉；粗豪者詩亦粗率；沉潛者詩亦沉重；氣吐長虹者，抱負不凡；骨凌秋隼者，志節邁眾；含華佩實、純瑜無疵者，氣節高超；博帶峨冠、周規折矩者，品學端正；講道學者多俚；矜才學者多夸；奮筆嶒崚、含情悽惋者，必早達而夭；清穩有致、餘韻悠然者，必晚享而壽；無病呻吟者一生落寞；含愁瀟洒者畢世平安；押險韻能穩者，履險如夷；押平韻而澀者，處泰而窘；少年坎壈，大都起不高超；晚歲屯邅，皆由結無餘韻；居心險詐，每以險語冷字欺人；作事驕奢，多摭僻典群書騙世；趨炎附熱，往往抱杜尊韓；令色巧言，句句勻黃鋪白；桀驁不馴之氣，定是奸雄；怪誕不經之言，必非佳士；忠臣孝子，語必平正，情必纏綿；烈士奇勇，志自恢閎，言自慷慨。……持此衡人，百不失一。」王松為自己的詩話，作了最好的註解。

漢文創作特輯  文藝雜誌特輯。原預計刊登於1936年12月間發行的《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10號，印刷中遭禁止發行處分。當局禁止發行的理由乃是「內容不妥當，整體空氣不好。」該期《臺灣新文學》總共編成124頁，多達99頁的「漢文創作特輯」，佔據相當高的比例，為當時編輯慣例中僅見。特輯總共有8篇小說，包括：尚未生(莊松林)〈老雞母〉、朱點人〈脫穎〉、廢人(鄭啟明)〈三更半暝〉、王錦江（王詩琅）〈十字路〉、一吼（周定山）〈旋風〉等。原本在第1卷第9號的「次號豫告（預告）」中，同時還提到預計邀稿的其他作家，包括有賴和、黃病夫、林越峰、蔡秋桐、李泰國、林克夫等人，幾乎網羅了三○年代中葉主要的漢文世代作家。可見《臺灣新文學》特輯製作的企圖心。除「漢文創作特輯」外，該期內容尚包括：黃有才〈淒慘譜〉、佐賀久男〈出奔〉兩篇日文小說，王登山、楊少民的新詩，以及陳華培、陳永邦的日文隨筆。由此可見，當局處分之理由實針對「漢語」「特輯」而來。特輯中的作品共通之處，大致在於漢文形式、殖民地社會現況、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等各點。譬如朱點人〈脫穎〉，刻畫出臺灣人處在二○年代同化到四○年代皇民化背景之間，不斷扭曲文化認同的心理過程。王詩琅的〈十字路〉亦處理了相近的題材，描寫一心以考取日本文官為奮鬥目標的臺灣青年，不斷遭受差別、歧視對待。至於楊守愚的〈鴛鴦〉、賴賢穎的〈稻熱病〉、馬木櫪的〈西北雨〉等作品，則以弱勢的農工族群為題材。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　文學叢書。葉石濤、鍾肇政主編，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1979年。全套共分小說1～8冊。1982年由陳千武、羊子喬主編詩卷1～4冊。小說8冊，分別為《一桿秤仔》、《一群失業的人》、《豚》、《薄命》、《牛車》、《送報伕》、《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閹雞》。詩卷4冊，分別為《亂都之戀》、《望鄉》、《彼方的森林》、《廣濶的海》，皆以戰前的小說篇名作為書名。這套叢書的出版精簡地勾勒出戰前臺灣文學的作家作品，對建立臺灣文學的傳統、歷史的脈絡、作品的風格，具有十足的意義。每冊尚有主編執筆的序言，概述作家生平和寫作特色。以詩卷《亂都之戀》為例，前有羊子喬撰文〈光復前臺灣新詩論〉，其意義在於：「歷史不能被割斷，文學不可被誤解。過去三十多年來，光復前的臺灣新文學，一直受到忽略或誤解，這是國人的悲憾。如今，我們展開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時，不但可以透視島民生活形態，也可以了解異族統治下臺灣詩人的悲壯心路歷程。」故這套叢書，不僅介紹戰前的小說及詩的作家及作品，同時，更具有對臺灣文學的推展、教育和研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