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鼎梅  （生卒年不詳），字調元，號爕堂，清江西新城人，1742年進士，1749～1752年，任臺灣縣知縣，1751年及1752年，兩度「護理」臺灣府海防捕盜同知。原縣署在東安坊，魯氏就任之後，以「創制規模甚為湫隘。第從前各令尚得安然無事，迨乾隆元、二年間，縣署之右建城守營，縣治之前建鎮標右營，操演之聲逼迫不寧。宰斯邑者，非遽歿於任所，即病劇而去官。經十有餘載，實授縣令七人，無一秩滿者。群指此署為不祥矣。雖風水之說，不可盡信；但既歷有凶徵，難免視為畏途。且印官屢易，地方政務日以廢弛，……」知府方邦基准其遷建於鎮北坊。魯氏任期雖長達3年，卻是「被參革職」。遷建縣署之後，將舊署改建為海東書院，延聘王必昌等人《重修臺灣縣志》，是其任內重要政績。
重修臺灣縣志  縣志創修於1720年。1749年，由福建德化知縣調任臺灣知縣的魯鼎梅，鑑於舊志已逾30年未曾重修，乃於1752年2月正式設志局修志，延請曾在德化縣任內共同纂修《德化縣志》之王必昌擔任總輯，由府學教授、府學訓導任總理，舉人陳輝、廩生方達聖、生員盧九圍任編纂。同年7月成書刊行。志分：疆域、山水、建志、賦役、學校、祠宇、禮儀、武衛、職官、選舉、人物、風土、藝文、雜記14志、15卷（藝文2卷），67目。〈藝文志〉僅列著述、書序（含跋）21、賦9、詩61等4目。最特別的是，著述是書目，將過去成集書目列舉，凡21家，書38種。有一段「序」交待其編輯理念：「臺固海外也，游於斯、宦於斯、與籍於斯，名流星聚，椽管花生，恍得江山之助焉。其辭關邑事暨地與人者，業分附於各志；更為詳考撰述諸家，標厥卷目，載其弁言，庶便稽求，用資博雅。若賦、若詩，並表而登之。擷瀛壖之文藻，徵海宇之昌明，非敢忘擬蕭樓，有所棄取之。」《重修臺灣縣志》〈藝文志〉，提出了有別於過去藝文志是歷代舊時文選的觀念，認為〈藝文志〉的目標，應是蒐集書目、序、跋文、弁言之保存。此外，〈人物志〉列有「文學」，錄有王喜、吳王弼、陳逸、馬廷對、鄭萼達、金繼美、李欽文、張士箱、陳邦傑、張從政等10人的小傳，也是方志創舉。

臺灣文學史序說  評論。作者黃得時。發表於1943年7月31日，《臺灣文學》第3卷第3號。〈臺灣文學史序說〉為黃得時一系列討論臺灣文學歷史的成果之一。系列文章另包括1941年的〈臺灣文壇建設論〉、1942年的〈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與稍晚的〈臺灣文學史〉第二篇、第三篇。初步建構起臺灣文學從古典時期到四○年代初期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輪廓。在〈臺灣文學史序說〉中，黃得時首先討論了「臺灣文學」的範疇，並進一步將臺灣文學歷史劃分為6個階段，再分別予以介紹重要的作家作品與創作特徵。在著名的臺灣文學範疇界定上，黃得時提出了五種可能，分別是：一、「作者為出身臺灣，他的文學活動(在此說的是作品的發表以及其影響力，以下雷同)在臺灣做的情形」；二、「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但在臺灣久居，他的文學活動也在臺灣做的情形」；三、「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只有一定期間，在臺灣做文學活動，此後，再度離開臺灣的情形」；四、「作者雖然出身於臺灣，但他的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做的情形」；五、「作者出身於臺灣之外，而且從沒有到過臺灣，只是寫了有關臺灣的作品，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做了文學活動的情形。」基於移民社會的多元化型態，黃得時雖認為應以前兩個作為臺灣文學的主要構成，但仍未完全排除其他三種可能性。其次，6個歷史階段則主以政治變遷為劃分，將之區隔為鄭氏、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改隸以後。除了古典時期的部分以外，在整個「改隸以後」亦即日治時期以降的歷史階段中，黃得時直接針對島田謹二及其1941年間發表的〈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所主張之「外地文學」論點，視之為「見解狹窄」。
相較於島田謹二之以整個日本帝國為歷史視野，黃得時的文學歷史則上溯到明鄭時期。至於日治以降的文學歷史階段，針對島田將重點放在日人系統上，黃得時則分別論及森鷗外、森槐南、山衣洲、鈴木豹軒，以及許南英、連雅堂、林癡仙、林幼春、林景仁等人。進一步落實其文中所論觀點：「我們至少要撰寫臺灣文學史的話，若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那麼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我們相信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當的。」概括而言，黃得時與島田謹二所分別架構的臺灣文學歷史，明確的歧異之處包括有，日治初期以降在臺日人俳句、短歌的重視度，文學觀念的現實與浪漫傾向，皇民化議題的迎合度，以及關鍵性的文學歷史淵源的架構。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散文。作者韓韓、馬以功著，臺北九歌出版社出版，1983年。最早曾在「聯合副刊」連載，曾引起廣大的迴響。這是第一本關懷我們自己生活環境的書，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作者優美細緻之文筆，深入淺出，是八○年代初臺灣環保文學的先聲。作者實際走訪、觀察臺灣各地環境，大力宣揚環保理念，希望藉此避免大地的反撲。之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也啟發了臺灣對「環保議題」、「自然書寫」的重視。書中所鼓吹的，可以說是整體的宇宙觀，不斷提出的思考是，「野蠻和文明的分別，就是野蠻人自然而然就相信整體的宇宙觀，文明人卻必須接受兩次大戰的教訓，生活在核子毀滅的陰影下，才能重新尋回這片心靈的樂園」，喚醒人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