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仔難紀略　嘉義縣教諭謝金鑾作，全文約7500字，另有序文。19世紀初，清國海盜蔡牽（一作蔡鶱）集團有意取噶瑪蘭為基地發展其勢力。謝氏原本只是對「蛤仔難」之名好奇，聽起來好像是世外桃源的樂土，以後聽說有人是從該處來的，一定細問該地的情形，才知道它在海防上的重要。1805年的冬天，「海寇犯臺灣，南北路俱震動」，謝氏隨「守令巡城邏夜，居軍中者數閱月，得備聞臺灣要害及海疆之情勢。」1806年冬天，楊廷理再任臺灣知府，建議開發蛤仔難以疏解海上失業之民，但「守土者」認為將造成地方「多事役繁」不願多事，第二年秋天，朱濆占領蛤仔難，伐木治道，直入於東勢。官方始派兵逐朱濆。謝氏「復得觀於太守與其道理。以墾闢之議未果行也，乃書其事作紀略。」篇成，有人認為他只是學官，無民社之責，是多管閒事、僭越。他為自己辯解道：「今者蛤仔難之事，所關甚鉅，其事非僕之職所與聞，而其理則僕之職所當曉；其議非僕之職所敢忝，其文則僕之職所當述。僕未嘗上書當事，條陳建白，烏可謂僭？」紀略可以說為知識分子負起公民責任、關心現實，立下新典範。紀略說，蛤仔難，番語也。《諸羅縣志》等作蛤仔難，《蕭竹詩草》作甲子蘭。紀略分為：原由、宣撫、形勢、道里、圖說、論證6部分。原由述噶瑪蘭之地理、開發，宣撫記建置、疆域，形勢記山川，道里記水陸里程，圖說記各家所作蛤仔難圖，論證主要評論官員治理臺灣之心態。從是否主張開闢蛤仔難，可看出官員治臺普遍之消極態度，「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為畫地自守之計。」謝氏舉了7大理由，強調臺灣和古之邊陲不同，臺灣是帝國領土，居民是盛世之民，國家有積極治理之責任，不能放任「自鬥、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如果放任海盜、倭寇竊踞，則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當今之蛤仔難是官未闢、民已闢，獨為政令所不及而已。為蛤仔難之納入治理版圖積極建言，為當今宜蘭開發史重要文獻。

奔流　日文小說。作者王昶雄。發表於1943年7月31日、《臺灣文學》第3卷第3號。〈奔流〉為四○年代臺灣作家處理皇民化議題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描寫敘述者眼中伊東春生與林柏年兩名臺灣青年，在面對皇民化運動風潮下各自的心路歷程。原名朱春生的伊東春生，選擇了放棄包含親情關係在內所有固有的臺灣文化遺產，其姪子林柏年則無法接受這樣的方式，因而造成兩人之間的諸多衝突。相較於伊東春生對於皇民化的回應方式，林柏年設想、努力的則是一種企圖保存臺灣固有文化、兼顧精神尊嚴的方式。因此，〈奔流〉雖被視為四○年代「皇民文學」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卻也呈現了與周金波、陳火泉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應型態。
王昶雄（1916～1999），出生於臺北縣淡水。本名王榮生。1923年入淡水公學校。1928年畢業赴日本郁文館中學就讀，1933年進入日本大學文學系、1934年轉入齒學系。1935年成為《青鳥》雜誌同仁，1937年加入《文藝草紙》為同仁。1942年畢業返臺、於淡水開業，並於同年加入張文環《臺灣文學》。1946年起於淳德女中擔任歷史教師。王昶雄的作品，主要為小說、新詩與散文隨筆。代表性作品尚包括如〈淡水河之漣漪〉、〈奔流〉等小說，〈我的歌〉、〈陋巷記〉、〈樹風問答〉等新詩，以及呂泉生譜曲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王昶雄的創作帶有相當程度的自然主義文學觀，並兼有日本私小說傳統的影響。一方面傾向以客觀方式展開敘述、呈現人物心理，一方面又主觀地將帶有自傳色彩的成分引入作品當中。譬如〈奔流〉中，從日本學醫返臺的敘述者，一方面嘗試客觀地描述伊東春生與林柏年，一方面則又藉此檢視著自己的內心世界。

葡萄園　詩刊。「葡萄園」詩社，1962年7月成立，同時創刊《葡萄園》詩刊，為季刊。發行人王在軍，社長李佩徵、副社長陳敏華，總編輯文曉村。「葡萄園」詩社，最早為「中國詩人聯誼會」「新詩研究班」，當時班主任為鍾鼎文，副主任為覃子豪、上官予，結業後，由該研究班學員所組成。面對六○年代現代詩西化的現象，「葡萄園」詩社，希望可以另創新局，〈創刊詞〉指出：「我們認為：如何使現代詩深入到讀者群中去，為廣大的讀者所接受、所歡迎，乃是當前所有詩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希望：一切游離社會與脫離讀者的詩人，能夠及早覺醒，勇敢的抛棄虛無、晦澀與怪誔，而回歸真實，回歸明朗，創造有血有淚的詩章。」所以，《葡萄園》詩刊一開始即著重詩風的明朗，主張創造出具體而健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