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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小事典
4月,譚垣來臺任鳳山知縣。
譚垣  (生卒年不詳),字牧亭,號桂嶠,清江西龍南人。1748年進士,1764~1767年任鳳山縣知縣。《鳳山縣采訪冊》傳曰:「縣境東倚傀儡山,故盜藪也。宵小出入,閭閻恆有戒心。垣甫下車,搜緝靡遺,悉置之法。自是,陰陽和、風雨節,年榖順成,俗敦禮讓,……桑麻蔽野,絃歌相聞,……」在任三年,捐廉俸闢講書院,改建天后宮,農田水利、險隘關塞,凡急於國計民生者,莫不畢舉。秩滿當遷,士民愛戴不忍舍,伐石紀其績。其親民、愛民形象,也反映在其「巡社紀事」詩中,該組詩是作者任內巡視境內8個平埔族社──搭樓、武洛、阿猴、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分別以社名為題寫下的8首巡行詩。8社統稱放8社或鳳山8社。臺灣先住民的風土民情、生活文化,向為宦遊文人喜愛之書寫題材,卻極端欠缺作者身歷其境、親身體會所寫的作品。譚垣親訪部落,和先住民面對面談話留下來的詩作,甚為難得。
12月,李獻璋編《臺灣小說選》排版後遭當局查禁。
臺灣小說選  小說選集。李獻璋主編。原預定於1940年12月出版,印刷中送審遭禁止發行處分。已完成之編輯內容,包含楊雲萍〈序〉文一篇,以及賴和〈前進〉、〈惹事〉、楊雲萍〈光臨〉、張我軍〈誘惑〉、陳虛谷〈榮歸〉等一共15篇漢文小說。《臺灣小說選》的編輯目標及其禁止發行處分,充分體現了四○年代臺灣新文學的困境之一。這部小說選集所收錄的全部都是漢文作家的作品。而這些作家也正是臺灣新文學運動逐步走向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主要代表。除了張我軍〈誘惑〉之外,選集中的其他小說所描寫的題材皆與殖民地社會現實密切相關。譬如賴和的〈惹事〉,在批判臺灣人民怕事懦弱、懼於強權之餘,也抨擊了仗勢欺人的日本警察。
楊雲萍的〈光臨〉、陳虛谷的〈榮歸〉與王詩琅的〈十字路〉,共通地諷刺了出賣固有文化傳統、向殖民者卑躬屈膝的臺灣〈戽魚〉與郭秋生的〈鬼〉,則分別描繪了殖民地弱勢人民的各種生活慘況。至於賴和的〈前進〉,更以其不懼黑暗、迎向人。楊雲萍的〈黃昏的蔗園〉、楊守愚的光明的敘事,隱喻著整部小說選集的編輯信念。透過〈序〉文,楊雲萍清楚說明了《臺灣小說選》的編輯出版目標,也就是二○年代初期到戰爭階段以前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其歷史傳統之所在,與臺灣文學獨特價值之所在,特別強調一種反抗的、批判的文學傳統。楊雲萍〈序〉文如此談到:「現在,似是已被忘掉了的,可是臺灣也經過一番熱烈真摯的新文學運動,一部份的觀念的忘掉,當然是不能夠否定歷史上儼然的曾有其事的。」接著,即略述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過程。文末呼籲:「我們相信著文學的力量,相信著文學的歷史的行進!」企圖將現階段的消沈低落轉化為日後繼續前進的動力。楊雲萍所見其實正在於整個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及其傳統所包含的重大意義。
8月,余光中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狼來了〉,認為鄉土文學作家即在提倡「工農兵文藝」,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掀起「鄉土文學論戰」。
鄉土文學論戰 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是臺灣戰後以來「一次大規模文化論戰。而且論戰的範圍並不僅止於文學領域,還包括了在政治、經濟層面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要素,因此也可說是一場全面性的思想、文化論爭。」1965年,葉石濤於《文星》雜誌,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指出「臺灣」與「鄉土」相互關連的觀點,使得文藝作家漸次重視「鄉土」的議題,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1976年初何言發表了〈啊!社會文學〉,開始出現討伐之聲;9月朱炎發表對鄉土文學的看法〉,認為:「大陸和臺灣本為一體」,呼籲「作家必須擴大視野」,並且提倡「三民主義的文學」。1977年5月,葉石濤於《夏潮》雜誌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引起對「鄉土文學」觀念的討論,特別是《仙人掌》4號,刊載了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根植在臺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並非只是農村文學,它也適用於包括描寫都市等社會領域的全部文學」。另有不同觀點作家的回應,有銀正雄〈墳地裏哪來鐘聲?〉及朱西寧〈回歸何處?如何回歸?〉,銀正雄批評王拓的小說是一種「普羅文學」,朱西寧則認為鄉土文學「只怕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成其氣候」。8月17日,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於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人的文學觀提出批判,指出最近文學論是「不正確的,甚至有害的」主張。8月20日,同在聯合報,余光中刊登了〈狼來了〉一文,指摘「臺灣現在已有人公然提倡『工農兵文藝』,暗指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是共產黨的爪牙。」使得論戰過程緊張度提高,討論的人數激增。1977年8月末,擧行「第二次文藝大會」,由當時政府、黨團、軍方的代表,丁懋時、李元簇、王昇、李煥等,以及余光中、尹雪曼等文學人士組成,召集了270位相關人士,就當前文藝政策、文藝功能、國際文藝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最後,論戰結束在官方擴大了「鄉土文學」的意涵,將此界定成「愛國文學」、「民族文學」,消解其政治的緊張性。而歷經這次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激辯,也使得更多的人思考臺灣主體性的問題,其熱情延燒至八、九○年代。之後,民間及官方各出版論戰過程的相關資料,民間則由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1978年;官方則由彭品光主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印行,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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