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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民國61年
2月,關傑明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中國現代詩的困境〉,隨後引發一場「現代詩論戰」。
事件
2月,關傑明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中國現代詩的困境〉,隨後引發一場「現代詩論戰」。
現代詩論戰 針對六○年代現代主義詩所引發的晦澀之風,當時執教於新加坡大學的關傑明率先發難,於1972年2月28~29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稍後又於9月11~12日,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其文主要責難葉維廉編譯《中國現代詩選》、張默編《中國現代詩論選》、洛夫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卷》部分,以「中國」為名,卻完全沒有表現中國的精神。此舉引發「創世紀」詩社的不滿。繼關傑明之後,1972年唐文標在《中外文學》1卷6期(1972年11月)〈先檢討我們自己吧!〉,1973年唐氏又連續發表了4篇文章〈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僵斃的現代詩〉、〈日之夕矣──《平原極目》序〉,更震撼文壇,引起詩人嘩然,顏元叔稱此為「唐文標事件」。隨後,余光中發表了〈詩人何罪〉,指責唐文標的文學觀過於狹隘,充滿階級對立的思想。透過七○年代初的這場現代詩論戰,在一片討論聲浪中,標榜「傳統」的民族主義與推舉「現實」的社會意識,就成為現代詩論戰中最主要的訴求。同時,現代詩論戰,也開啟了七○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風潮,而「擁抱傳統」、「回歸現實」的主張,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獲得進一步的深化,並影響了八○年代對臺灣主體意識的建立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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